四十二史
科幻春秋
乌托邦的终结
文/[日]小松左京
译/朱力（中央大学）
校/杨灵琳（立命馆大学）
一、古典乌托邦的实质
英国近代初期的思想家、法律专家托马斯·莫尔爵士（1478-1535）所著的《乌托邦》（以下对《乌托邦》的引用自平井正穂所译的岩波书店版），被认为是科幻小说的起源之一。以前，我向那些打心底里瞧不起SF的人，会这样说明。不过，说实话，在现代科幻小说中，所谓的乌托邦作品并不多。尤其是在莫尔之后，乌托邦的代表作少之又少，倒是把未来社会描绘成反乌托邦（anti-utopia）的杰作却不少。
莫尔及其《乌托邦》
十六世纪的乌托邦
然而，不论是乌托邦，抑或是反乌托邦，它们的形象似乎都被严重地扭曲了。在欧洲和美国，“乌托邦主义”一词被用来表示“空想的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者”的意思则是“空想家”。莫尔的作品以“理想乡”之名被介绍到日本，它被理解为一种像武陵桃源一般的，一切都被描绘成玫瑰色的理想国度，最终成为了一种充斥着童话色彩的印象。事实上，莫尔的《乌托邦》阅读起来相当困难，它缺乏小说式的情节，从始至终都是对“虚幻国度”的生硬介绍，这大概是不太符合年轻人的口味的。如果年轻时没有读过它，那么除非你是该领域的专家，否则不太可能去读它了。从思想层面来说，恐怕也只是因为能够通过此书窥见16世纪初，英国人文主义之一斑，而稍微感到些许兴趣。如今看来，这部作品最有趣的地方，并不是莫尔这位在与西班牙外交斡旋中立下赫赫功劳的法律专家将自己的“理想国家”描绘得五彩斑斓。而是在于，如果用今天的目光来审视的话，全文贯穿着一种强烈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几乎是野蛮的——现实主义，和毫不掩饰的欧洲中心主义。这种中世纪式的“直率”，说它是全文最有趣的地方也不为过吧。
不存在的国度
莫尔的《乌托邦》（1516）由两卷组成，他在安特卫普用拉丁文写了第二卷。那是1515年，莫尔三十七岁。第一卷的标题很长，叫做《关于一个国家最好的状态，拉斐尔·希斯拉德的故事》。根据一个叫希斯拉德的人，对东方以及赤道南部国家的罕见经历所写的故事。他长篇大论地批评了欧洲、英国等国家的政治。第二卷描述了一个虚构的岛屿——乌托邦。众所周知，“乌托邦”一词是基于希腊语“οὐτόπος”，也就是“not place”所创造出来的词汇。
Abraham Ortelius’map of Thomas More’s Utopia (1595)
主角拉斐尔·希斯拉德（爱说话的人）当然是莫尔创造的角色，他来自葡萄牙，陪伴亚美利哥·韦斯普奇进行了四次航行。但第四次航行时，他并没有和亚美利哥一起回国，而是前往了“赤道另一侧的诸国”，这其中就包括叫做乌托邦的岛国。
乌托邦国的形状像牛角面包吗？
乌托邦国是一座牛角面包形·新月形的“岛屿”，两端各延伸约500英里，环绕着一个内海湾。岛上最宽的部分约有200英里。内湾的开口大约有11英里，由于暗礁密布，如果没有乌托邦国人的引领，很难通过。原本岛屿是与附近的陆地相连的，但由于“征服者”——如今已成为这个国家的主要国民，他们开化了原本居住于此的“粗野的原住民”，将原住民提升为了高度的市民——的到来，他们控制这片土地后，开展了庞大的建设工程，挖出了一条15英里宽的沟壑，切断了与大陆的连接。对此，莫尔赞美道，“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并肩劳动着。
《乌托邦》1516年首版标题页
乌托邦国的面积没有交代，但根据这座新月形岛屿的尺寸来计算的话，大致为23万到24万平方公里，这与大不列颠岛，即英国本土的面积相当。岛上有54个城市——就像当时的英国一样，有53个郡和伦敦自治市——每个城市相距24英里也就是一天的路程，每个城市由6000户家庭组成。虽然没有说明每个城市的人口数量，但规定“每个家庭必须有至少10名、至多16名14岁左右的孩子”，这是由“法律”所决定的。因此，包括父母、爷爷奶奶和其他仆人，每户平均有20人左右（他们可能要住在一个相当大的房子里，但即使如此，孩子也仍然太多了，很难想象他们全是同一对夫妇的子女）。这样的话，一个城市的居民人口约为12万，54个城市的总人口就在640万到650万之间。对于14岁以下的孩子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但在乌托邦国，似乎比较注重家庭人口的平衡，所以估计人口过多的家庭的话，会把孩子送到人口较少的家庭里去。
难以置信的“乌托邦原则”
当人口过剩时，乌托邦国会从各个城市中选出公民，让他们离开岛屿，去到遥远的内陆开垦荒地，并根据乌托邦的法律在那儿建立新的城镇。那个地方的原住民可以与他们一起生活，但如果他们拒绝来自乌托邦国的定居者，并且不接受乌托邦国的法律的话，“他们（乌托邦国人）将声称这片土地是他们自己的，并驱逐那片领土上的所有居民。”
如果居民反抗，发生暴动的话，那么就应该立即发动战争。
某个国家的国民毫无意义地闲置他们的土地，却拒绝那些希望在这片土地上按照自然规律生存的国民，这就是他们（乌托邦国人）所认为的最正当的战争理由。
——原来如此，这个“乌托邦原则”恐怕就成为了白人殖民者对北美印第安人发动“战争”的正当名义。
全民皆农，还有奴隶！
因为写于16世纪初，乌托邦国当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并“全民皆农”。每个城市居民都必须在农业地区的“集体农场”工作两年。也就是所谓的“下放”。农场住宅里一起住着40名男女。很少养马，大多是养牛，用于劳作、产奶和供人食用。
乌托邦国的农业生产
有趣的是，书中写道鸡是“人工孵化”的，而小鸡由于“印刻现象”，会将人类视为父母紧紧跟随。由此可见，莫尔对动物行为学有一定认知，而这比康拉德·洛伦兹早了四百五十年。
在乌托邦国，工人们每天工作六个小时，上午下午各三小时，中间间隔两小时的午餐时间。午餐和晚餐都在公共食堂举行，老人和男女主人庄严地坐着，晚餐前会进行简短的关于道德礼仪的诵读，用餐时有音乐伴奏，饭后休息大约一小时，晚上8点左右就寝。
——提供餐饮服务、干杂活的人则都是“奴隶”。——乌托邦国里是有奴隶的。他们的工作是在城外一条被指定的河流里清洗“鸟兽肉类的污秽和不洁之物”，以及在被叫做会馆的公共食堂里，做“肮脏、卑微、艰苦的工作”，以及“其他繁重的杂务”。奴隶的来源之一是以廉价购买或免费获得的“在其他国家的城市因犯重罪被判死刑的人”。他们的脚上戴着镣铐，一年到头地工作。另一个来源是因犯罪而被剥夺了自由的乌托邦国人，他们的待遇更加糟糕（具体是什么样的罪名才会被判为奴隶，关于这一点在之后举例说明）。第三种来源是，不堪其他国家的严酷劳作，自愿来到乌托邦国成为奴隶的人，他们的待遇相对较好。
乌托邦国农民在养殖小鸡
仅有的两种娱乐
乌托邦国人几乎都穿着同样的衣服（！），仅在男性和女性、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有区别。能够穿七年之久的皮革工作服，以及未染色的毛衣，还有白色的亚麻衣服。也就是说不存在所谓的时尚产业。——没有赌博、酒吧、酒铺，称得上娱乐的只有两种：类似国际象棋的游戏和“算术比赛”（？）。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基本生活信条却是“享乐主义”，实在令人讶异。换句话说，人类不需要经历非凡的痛苦来“修炼”和“赎罪”，只需享受健康的生活，寻求精神上的愉悦，也就是伊壁鸠鲁式的“享乐主义”。闲暇之余，他们享受着高尚优雅的谈话，并且都热衷于学术。
乌托邦国的娱乐活动
在乌托邦国，根据病人和老人的意愿，安乐死是被允许的。死刑当然存在，还有严厉的“奴役”刑罚。法律简单明了，但相当严格。——关于在什么情况下会被处以奴役，莫尔举了两个例子，一是“通奸罪”，二是“未经许可跨州旅行的二次犯罪”。在乌托邦国，跨州旅行需要市场的许可证，且必须是团体出行，并在许可证上明确记载着返回日期。如果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跨境前往其他州，那么将在所属州受到严厉惩罚。若第二次触犯这条法律，将被处以奴役。
另外，乌托邦国有严格的父权制度，女性要满18岁，男性要满22岁才能结婚。“婚前性行为”是被严格禁止的，如果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家人将受到非难并被逐出教会。这里执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一旦结婚，原则上就必须以夫妻的身份过一辈子。因此，在结婚前，准新娘和准新郎会在各自随从的陪同下，脱光衣服并仔细检查对方是否有任何身体缺陷。虽然这就像是牲畜市场一样，但莫尔自己却说：“当买一匹马时，你都会仔细检查它的身体，面对共度一生的人，却不互相仔细地检查对方的身体，这不奇怪吗？”经过这种检查后结婚的，除非有极其特殊的情况，否则不能离婚，离婚需要得到市议会的批准。如果已婚者犯通奸罪的话，双方都会沦为奴隶。
贸易收入用于战争
乌托邦国没有本国货币（这一点似乎让中世纪那些憧憬着简单的“共产社会”的人着迷……）。所有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都存放在仓库里，人们可以随意免费拿取自己想要的东西。——然而他们通过出口积累了大量的金银，将出口收入以借贷的形式存放在有生意往来的国家，让其自由使用。乌托邦国对铁的重视远远超过黄金——铁是从国外进口的最重要的物资——在国内他们用黄金来制造马桶或奴隶的脚镣。
乌托邦国的手工业
那么，通过贸易获得的巨额资金用来干什么呢？答案是战争。一旦发生战争，第一步就是在敌国境内发布对他们君主和重臣人头的高额悬赏，以此来煽动敌国国内的政治反对派，随后以高昂的价格雇佣外国雇佣兵。乌托邦国实行“全民皆兵”，连女性都需要接受日常的军事训练，但如果能不流乌托邦国人的一滴血就获得胜利的话，那么即使是肮脏的收买、残忍的手段他们也在所不惜。对他们而言，即使战斗获胜，付出大量的同胞的鲜血与生命，这也是应该批判的。相反，如果用精心设计的“策略”击败了对手，全国人民都会欢呼雀跃、举杯庆祝。
对于雇佣兵，他们经常使用生活在山区的，“粗暴而残忍”的扎博雷特人——这似乎是以瑞士人为原型的。贫穷的扎博雷特人唯一的生计就是在战争中受雇，只要报酬丰厚，即使是与被敌人雇佣的同胞互相厮杀，也在所不惜。乌托邦国人付给他们高昂的报酬：
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会毫不迟疑地派出雇佣兵到任何危险的地方，并承诺给予巨额报酬，但由于大多数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所以就节省了一定的开支。
尽管乌托邦国人极其不愿看到自己的国民流血，但他们可以毫不顾虑地牺牲这些可怜的雇佣兵，因为乌托邦国人认为“善人用于善道，恶人用于恶道”。
我之所以丝毫不在乎这些雇佣兵的死伤，是因为我想让这个世界上的邪恶之徒，连同他们那肮脏、恶臭的巢穴，全都一并消失。由此为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着重号来自笔者）
我确实被这个“理想乡”吓到了，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作品的创作时期和地点。即欧洲中世纪和近代的过渡期，也就是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
“务实之人”莫尔的真正价值
一方面由于来自奥斯曼土耳其的压力，以威尼斯海洋帝国为中心的“先进”的东地中海地区衰落下去——这也意味着罗马教皇权力的衰落——另一方面，随着葡萄牙绕好望角航线的开通，以及西班牙发现新大陆所开创的西边的贸易路线，当时西北欧的中世纪封建社会迅速崩溃，君主专制时代到来了。由于经济边境的自由开放，换言之即国际经济或说广域经济的发展，经济得以快速增长，这打开了通往近代的大门。在旧秩序崩溃和新秩序诞生，这样一个混乱的过渡期、再生期之下，提出了一种新的“国家社会”的理想计划和政策，可以说，这正是作为伦敦市的法律顾问兼外交官的“务实之人”莫尔的真正价值所在。尤其是当时的英国，自11世纪被丹麦人征服后，在封闭岛国的环境中，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早地开始建立一种王室贵族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共存、共同体”的关系。大概是基于这种情形，莫尔从市民阶层的角度提出了“新的国家构想”。
——与莫尔生活在同一年代的，出身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市，一个下层贵族家庭的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写下了关于新时代的理想领袖的论著——《君主论》。这本书出版于1532年，即《乌托邦》问世十六年后，也就是莫尔因反对亨利八世离婚而被处决的三年前。
马基雅维利及其《君主论》
将莫尔作为预言者来看
如果我们不是将《乌托邦》视为当时理想国家的构想，而是“对近代早期和现代社会的预言”的话，它说中了一些事，也有未说中的事。这样说有些奇怪，但《乌托邦》里的国民生活方式，以及对外交、军事和战争的态度，和后来英国社会的性格几乎如出一辙。乌托邦国人枯燥、节俭、勤劳、禁欲、清高的生活，几乎就是对（成为了现代农民的）自耕农和城市中小工商业者的生活方式与信条的写照。自耕农和城市中小工商业者后来成为以残酷流血告终的清教徒革命的中坚力量，表现得猛烈而顽强。此外，乌托邦国在贸易、外交和战争等方面的基本理念和行为模式，在某些方面与后来的英国可怕地相似。在这个意义上，它有利于我们理解近代的英国。
另一方面，莫尔通过《乌托邦》表达的经济观点大多是失败的，从此后欧洲经济的发展方向来看，甚至可以说是“反动”的。他是一位一度立志成为宗教家的律师和人文主义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确实是“经济白痴”。前面已经提到，乌托邦国没有本国货币，但莫尔对于货币的理解甚至比中世纪的经院学者更加无知，即便这在他那个时代是情有可原的。被奥斯曼土耳其人从“东边”封锁的欧洲，正试图开拓“西边”及经由好望角的航线，以拓展新市场。此时的欧洲极其缺乏的是，为了挑战这个新世界所需要的资本，以及为其赢得广泛信任的“关键货币”。最终，大量的白银开始从新大陆流入，打破了德国东部的富格尔家族对东方贸易和白银生产的控制权，大量流通的黄金白银造就了欧洲的“广域资本市场”。由此，欧洲社会甚至克服了16世纪以来出现的一个小冰期，实现了持续四百年的经济增长，当然这其中也伴随着快速的通货膨胀。
增强了英国国力的“圈地”
在《乌托邦》第一卷中，莫尔借希斯拉德之口，猛烈抨击了“圈地”行为将地方的个体农民变成了流浪者。通过现代的研究，我们知道这样的现象确实存在，但是这些在当时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问题。一般认为，15世纪和16世纪的圈地运动，为改革英格兰旧有的农业形式，将其高效地重组为更现代的模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花园内的辩论
莫尔所侍奉的亨利八世等统治者，为了极力避免对土地的“非法占有”，反复将其禁止。然而，非生产性的在外地主和腐败的旧封建领主所代表的“中世纪土地使用方式”，还是被新兴市民阶级的“合理重编”所打破。17世纪以来，由于圈地受到鼓励，现代式的土地利用方式迅速发展起来，这提升了英国的国力。——莫尔和他的直系上司红衣主教沃尔西，是“反圈地理论”的先锋，但事与愿违，沃尔西与他相继失势，并最终被判以死刑。受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影响，曾经立志成为宗教家的虔诚天主教徒莫尔最担心的一点是，土地重组的浪潮可能波及修道院领地。事实上，1536年，莫尔被处决后不久，已经脱离梵蒂冈宗教控制、成为英国国教“首脑”的亨利八世，以和凯瑟琳王后离婚并与安妮·布林再婚为契机，强行没收了全国各地的修道院的领地，并将其大量供应给了土地市场。
私有财产理论——莫尔、康帕内拉、奥威尔
莫尔的《乌托邦》因否定私有财产和货币经济而闻名。“在一个财产私有制得到承认、金钱拥有绝对权力的地方，实行正确的政治和实现国家的繁荣是无望的。”他借由希斯拉德之口如此说道。另一方面，“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共享的，所以乌托邦是一个所有人拥有所有物资的繁盛的国家”。
康帕内拉理想中的太阳城
比莫尔晚一个世纪，由来自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的多米尼加修道士托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所创作的《太阳城》（1623年），经常被拿来与《乌托邦》一起讨论。这部作品也热心宣扬“农业中心的共产主义”，在那些描述劳动（也就是农业劳动）的尊严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一种危机感。即“中世纪的'失落的乌托邦’”，也就是以修道院为中心的农业共同体，或说是“伊壁鸠鲁式的小宇宙”，面对近代初期“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经济社会新秩序”的急速前进，而彻底崩溃的危机感。莫尔、康帕内拉和一些近代初期的社会思想家们，满怀热情提出的“否定私有财产”这一经济理想，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在莫尔四百多年后，同样出身英国的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他勇敢而真挚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中精彩地驳斥了这一点。
……“废除私有财产”，实际上意味着将财产集中在比以往少得多的人手中。唯一不同的是，新的所有者是一个团体，而不是复数的个人。……（中略）……作为一个团体，在大洋国，党拥有一切。……（中略）……结果，正如预期的，也是计划好的那样，经济上的不平等被永久的固化。（着重号来自笔者）（新庄哲夫译 早川书房版）
在莫尔之前——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
在莫尔之前，也有一些人试着提出了“地球上尚不存在的理想社会”的形态。这里我想简单地谈一下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柏拉图的《理想国》（拉丁文题目为“res publica”，即共和国），据说莫尔本人也深受其影响。
——圣奥勒留·奥古斯丁（354-430），被认为是早期罗马天主教会“最伟大的神父哲学家”，他活跃于五世纪上半叶，当时西罗马帝国正因“蛮族”而面临崩溃的危险。奥古斯丁出生于北非，父亲是异教徒，母亲是基督徒，在迦太基学习了来自希腊的遗产——修辞学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并受到来自东方的善恶二元论宗教摩尼教的影响。最终在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下，他皈依了基督教，并前往罗马。在担任迦太基西部的希波主教时，在日耳曼诸“蛮族”中的一支——对文明最残暴的破坏者汪达尔人的围攻下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上帝之城》1520年版
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精神巨人。当罗马秩序在地中海世界走向崩溃之时，他仍带着“迦太基的热情、希腊的智慧和罗马的意志”生活。他还受到了柏拉图学院派怀疑论的影响，“我怀疑世间的一切，但怀疑世界一切之人（我）绝对真实”，他持有的这种想法类似于先驱者笛卡尔。《上帝之城》（413-426）是在面对日耳曼部落的入侵和罗马的衰落时写成的，描绘了追求自私目标的魔鬼国度——“人间”，与寻求永恒良善的神的国度——“天界”。他将两者比较，强调即使“人间”落入魔鬼手中，信徒也应当相信、追寻“天界”的“神之国”，坚强地生活。
由哲学家统治的柏拉图的《理想国》
极负盛名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也遭遇了“古典希腊世界”崩溃。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获得了胜利，而柏拉图的祖国雅典战败了。柏拉图敬爱的苏格拉底被判处了死刑。在柏拉图的晚年，希腊腹地遭到来自曾经落后的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的猛烈进攻，并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之后。尽管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影响下成长为一名年轻的哲学家，但他仍然无法放弃自己的思想、智慧和对哲学的政治实现的热情。他离开了被斯巴达攻陷的雅典，其师苏格拉底也是在那里被处决的。随后柏拉图成为西西里僭主狄奥尼西奥斯一世、二世的政治顾问，并与一世妻子的弟弟迪翁亦有接触，但僭主统一世界的野心与哲学家建立小型理想城邦的想法发生了冲突，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将他作为奴隶卖出。柏拉图好不容易回到雅典，这次他创立了一所“学校”以追求自己的理想，计划建立一个有战斗力的国家。这里不仅培养哲学、数学和天文学的研究者，还培养政治家、立法者等国家领导人。后来，柏拉图的挚友迪翁被狄奥尼西奥斯二世驱逐，并最终发起了叙拉古战役。据说，这所学院的年轻学生作为情报人员参与了这场战役。
结果，迪翁表现得如同一个暴君，并最终被暗杀。柏拉图在叙拉古国王麾下的第一次政治失败之后，又组织了学院，满怀热情地实践着他所设想的“哲人国”，然而一切都落空了。
他所写的《理想国》采取了与苏格拉底对话的形式，首先提出了什么是“正义”的问题，然后讨论了个体灵魂的正义性以及灵魂与观念的关系。国家被视为在人间实现正义的组织，为了使国家走上正途，通晓观念世界秩序的哲学家们，必须作为统治者创建教育、政治和法律的制度。（在这个“理想国”里，诗人被放逐了。当然，也包括那些排在诗人之后的、最不起眼的科幻作家们。）
《理想国》古希腊语手稿标题页
哲学家必须成为统治者，或者说现实中的统治者必须成为哲学家。柏拉图的这一理想，——且不说后者，至少前者在历史上从未实现、从未成功过——在经历了现实的痛苦挫折后，他最终写下了其最好的作品《法律篇》。有趣的是，在他的“理想国”因迪翁去世而失败之后，到创作《法律篇》之前，不知为何，他精心创作了描述宇宙的诞生和结构的《蒂迈欧篇》。著名的亚特兰蒂斯传说也出现在这部作品中。如此看来，那些出乎意料的、宏大的太空科幻和太空歌剧，或许与现实中的“乌托邦的失败”有关。
乌托邦文学的历史意义
无论如何，那些提出了“乌托邦意向”并将其留给后人的巨人，都是“在时代的转折点上，寻求着理想的实现，热衷于政治实践，并最终失败的富有诗意的思想家”。换句话说，它是成功实践者所写的“回忆录”的反向版本。这些经典的乌托邦意象确实有趣而辛酸，因为它们“在实践上逼近现实，但却被现实所拒绝”。这种逼近现实的“理想”具有尖锐的讽刺性，但是亦十分有趣且打动人心。这就好比四处漂泊却始终无法找到接受自己政治理想的孔子，他的《论语》令人心酸。又好像有着战败经历的普鲁士将军克劳塞维茨，他的《战争论》却又十分有趣。
那么，如果这些诗意的思想、哲学的理念“在政治中得以实现”的话，会发生什么呢？事实上，这就是阿道司·赫胥黎和乔治·奥威尔令人痛彻的“反乌托邦小说”中所讲述的内容，稍后将对此进行论述。
二、漫画和城市规划图：面向现代的
乌托邦理论
乌托邦的相对化与格列佛
在莫尔和康帕内拉之后，直到十九世纪，乌托邦文学在欧洲渐渐衰落了。“不存在的国度”，一般指的出版于18世纪的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出现的那些虚构国家，例如大人国、小人国、魔法国、飞岛国，慧骃国等等。正如帕斯卡所说，“道德只不过是一个纬度问题”，大航海时代不断出现的“地理发现”，颠覆了欧洲的认知，独一无二的“欧洲式的理想国家”的设想被取代，“乌托邦相对化”了。就像在其他星球上所存在的完备的社会一样，在各自的区域里都是实现了自给自足的、保持着平衡的社会。但如果换个角度看的话，就会看到许多荒诞滑稽的乌托邦。这正是现代社会人类学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进步的。
斯威夫特及其《格列佛游记》
但是，这其中也有作为爱尔兰人的斯威夫特，对于大英帝国的批判。爱尔兰被克伦威尔所领导的冷酷的清教徒军队彻底摧毁，并沦为了“土豆和泥土之地”。那些虚构的国家都是对英国和欧洲的尖锐的讽刺，最后，出于对人类——当然是欧洲人——的彻底绝望，他近乎疯狂地描绘了一个“马的乌托邦”慧骃国，在那里马比丑陋的人类更加善良和聪明，作为统治者管理着国家。
实践“上天意志”的城市规划
在乌托邦小说尚未作为文学作品出现之时，欧洲经历着从中世纪的经济崩溃，向绝对君主制的过渡，以及近代早期的市民阶层的崛起。在一些国家，经历了伴随着大量流血事件的现代市民革命之后，各个地区都将社会改革计划付诸实践。其时代背景是，16世纪至19世纪的“小冰期”，出现了全球性的气温下降，还有分别爆发于14世纪和16世纪，使欧洲人口下降到之前的三分之二的鼠疫，以及在专制君主、领主和农民之间反复爆发的战争。克服了这一切，最终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创新的浪潮，使欧洲成为当时最具活力的地区，被推向时代潮头。这个时期就已经进入了“专家时代”，比20世纪以后安德烈·西格弗里德指出的要早得多。同时，也已经出现了通过“部分”的改良来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也比卡尔·波普尔提出相关观点要早得多。
早在12世纪，哥特式建筑，也就是被称为“日耳曼野蛮人”的哥特人对于灵魂不朽的自我表达，就开始覆盖整个欧洲。13世纪，就建造出了令人惊讶的天花板高度高达48米的“奇迹空间”。文艺复兴时期，数学家、物理学家、画家、雕塑家和音乐家等工匠大师，以及神学家和哲学家进行合作，这其中包括达·芬奇、伽利略、以“胡克定律”闻名的胡克、牛顿、莱布尼茨，以及以“伯努利定理”闻名的伯努利，他们与建筑师们一起致力于研究结构力学和材料学，带来了不少新发现和技术的进步。在此之后，建筑空间与绘画、雕塑空间、光影、音乐相结合，内部外部融为一体，就像70毫米立体声系统影院播放的电影，作为“整体性艺术”的巴洛克建筑诞生了。与此同时，许多关于新的理想人口生活环境的都市建造计划也纷纷被提出。
巴洛克式教堂立面与斜塔
丢勒、瓦萨里和斯卡莫齐提出了各种放射状道路式的“城市规划”，它们有时是圆形的，有时是星形的，有时是八角形的。事实上，斯特拉斯堡和讷德林根等城市，正是在这一时期基于这种“理性的计划”所建造的。它是将象征着神明的太阳，或作为理性表达的几何学，融入“人间居住地”的一种实践。根据新柏拉图主义的解释，这种秩序和计划是将“上天的意志在人间实践”。当然，它也考虑到了防御、市民生活、政治、商业、卫生等诸多功能。然而，最重要的是，自然界中所没有的井井有序的外观，才是天界秩序的实现，也是“人类理性的胜利”。
“人间”的乌托邦都市规划
基于法律和政治思想所提出的乌托邦，是通过技术、被视为“理性体现”的科学，以及实现它们所需的经济力量，作为“理想城市”的计划被提出并付诸实践。然而，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近代初期自给自足的理想城市越发过时，甚至逐渐变为贫民窟。以铁路为代表的新兴交通方式出现后，理想城市的构建成为了不断革命式的进程。
另一方面，罗伯特·欧文等社会改革家发现，为工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比起固守理想的“乌托邦意向”，实现的可能性更大。由此，都市规划从“天界的秩序”下降为了“人间大多数人的秩序”。
到了20世纪，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勒·柯布西耶的“瓦赞计划”“光辉城市”“绿色城市”，还有卢西奥·科斯塔和奥斯卡·尼迈耶的“巴西利亚计划”，这些将新技术、新材料、基础设施和现代生活所需的功能，大胆巧妙地相结合所创造出的“新都市”“未来都市”，甚至是“宇宙都市”，曾一度灰暗的“乌托邦意象”被这些光辉夺目的图像、意象所取代。
科斯塔的先导设计Plano Piloto与巴西利亚卫星鸟瞰图
巴特勒的《埃瑞黄（Erewhon）》
在文学作品方面，莫尔的《乌托邦》之后350多年，同为英国人的塞缪尔·巴特勒的《埃瑞黄》出版了。由于无法接受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中产阶级宗教家庭的虚伪，这位讽刺作家——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英国还有一位同名同姓的作家，他将清教徒戏仿为堂吉诃德，创作了讽刺剧《胡迪布拉斯》——起初立志要成为一名画家而去到了新西兰，一边投资养羊一边练习画画，赚了不少钱后回到伦敦，举办了个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甚至尝试创作了音乐剧。然而他意识到自己没有绘画和音乐的才能，从而转向了写作。
出版于1872年的《埃瑞黄》，正是他的长篇处女作，其标题自然是模仿了莫尔，是将“Nowhere”倒着来排列。然而，相较于莫尔作品中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参与的热情，这位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的叛逆青年的作品，即使作为讽刺作品，也未表现得那么强力。在虚构的国家“埃瑞黄”里，各种价值观与当时的英格兰正相反。例如，疾病和不健康是犯法的，但不道德和犯罪却被视为“疾病”而受到同情。
《埃瑞黄（Erewhon）》
主角所居住的地方的主人，因贪污（最终这一般被视为一种疾病），在经过长期的争论之后，却只是收到了来自straitener（管理人）的药物处方。英国国教被称为“音乐银行”，尽管没有人相信其货币的价值，但每个人都提倡对其保持尊重。大学里教授“假设法”，即如何长时间谈论无意义事情的技巧。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国家，因为机器已经支配了人类，所以所有的机器都被摧毁了。工业革命后，出现在人类社会中的机械，极快地提高了经济生产，并将个人或某一地区的社会生活方式拓展向“全球范围”。机械与人们传统生活情感的冲突，早在19世纪初的英国就以勒德运动的形式出现了，工厂的工人们摧毁机器，运动最终蔓延到欧洲大陆，那里的纺纱机被工人们用木鞋所破坏——这正是“破坏·sabotage”一词的由来。而在英国，纺纱机的发明者阿克莱特也遭到了袭击。这与15世纪末圈地时期的“羊吃人”的感觉是一样的，但随着重工业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机器奴役了人类”“科技文明和科学进步使人不幸，并最终毁灭人类”这样一种工业革命后受到文化冲击所产生的恐惧，成为社会病态心理，一直持续到今天。在恰佩克的《R.U.R.》以及电影《大都会》《摩登时代》之后，这成为现代科幻小说的流行主题。
巴特勒后来还写了《重访埃瑞黄》，但并没有获得太多好评。另外，他也是当时流行的“文学侦探”，例如指出荷马是女人，《伊利亚特》其实是特洛伊人写的，尽管他发表了一些不可思议的论文，但它们也未能收到太多关注。
（《SF幻想》第5号所载/1978年·学习研究社）
本文原载《宇宙·生命・知性的最前线》，
东金：城西国際大学出版会，2012年11月。